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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犯罪治理有賴法律與技術融合應用

本站發表時間:[2020-12-22]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薛向楠 操宏均

  由國家檢察官學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研究指導組辦公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聯合主辦,國家檢察官學院江蘇分院承辦的第十六屆國家高級檢察官論壇于近日在江蘇省鎮江市召開。論壇的主題是“做優刑事檢察——網絡犯罪治理的理論與實踐”。來自法學界的專家學者以及實務界代表共計120余人參加了論壇,與會專家學者圍繞網絡犯罪的態勢及其治理、網絡犯罪相關罪名研究、網絡犯罪治理中的平臺責任、網絡信息技術在網絡犯罪治理中的應用以及網絡犯罪刑事立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和交流。

  網絡犯罪的態勢及其治理

  關于網絡犯罪的發展態勢,東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劉艷紅認為,當前網絡犯罪正處于網絡3.0時代,即個性化萬物互聯時代,網絡犯罪在空間上整體遷移,網絡犯罪開始沖擊社會秩序,網絡犯罪日益智能化。騰訊安全戰略研究部安全法律中心高級總監門美子認為,當前網絡犯罪呈現出鏈條環節平臺化、對抗方式境外化、技術手段智能化、黑產物料單位化、犯罪參與眾包化等特點。北京市檢察院第四檢察部副主任劉麗娜認為,當前網絡犯罪呈現出以下趨勢:一是作案手段不斷升級,新型犯罪層出不窮;二是黑產鏈條層級分工越來越細并呈職業化發展態勢;三是網絡黑手多種手段躲避偵查,跨地區、跨境犯罪時有發生;四是新生經濟產品易被非法利用,監管盲區成為黑灰產“避風港”;五是第三方平臺被當成作案工具。

  網絡犯罪的新發展態勢給司法實踐帶來了難題。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認為,這些難題包括網絡犯罪的管轄、跨地域取證、電子數據審查、國際司法協助等方面。劉麗娜結合辦案實際指出,在網絡犯罪案件辦理實踐中還存在著傳統共同犯罪理論難以應對分布式網絡犯罪,部分關鍵證據僅有犯罪團伙掌握,利用技術手段實施相關行為的法律邊界模糊,以及海量電子數據收集與審查等困難。

  針對當前網絡犯罪發展態勢,在治理對策上,公安部十一局法制處副處長張鋼強認為,要堅持依法治網,嚴厲打擊整治網絡犯罪生態,具體包括:一是從傳統個案打擊轉變為生態打擊;二是從傳統的以打為主轉變為打管結合;三是從以前的側重事后打擊轉為更加注重事前防范;四是完善相關立法和加強國際執法合作。國家檢察官學院教授、中國犯罪學學會秘書長岳向陽則認為,應當秉持刑事一體化理念,采取執法-司法一體化的網絡犯罪治理模式,強化行政執法、協調刑事司法,推進綜合治理。

  檢察機關在懲防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推進網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負有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法治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廳辦公室主任趙瑋認為,應對網絡犯罪,檢察機關應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自身能力:一是轉變觀念,改變傳統的辦案模式。二是常態化推動檢察技術人員參與到辦案組。三是加強檢察辦案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同堂培訓。四是強化指導性、典型案例的發布。杭州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桑濤結合實踐分享了杭州檢察機關打造懲治網絡犯罪新模式的經驗:一是打造一支專業化的網絡犯罪治理團隊。二是加強檢警聯動,形成打擊合力。三是積累在網絡犯罪檢察方面第一手寶貴經驗。四是精準辦理一批涉網典型案件,注重辦案總結、提煉規則。五是落實省院檢察建議,嚴防網絡犯罪。北京市門頭溝區檢察院檢察長楊淑雅認為,大數據時代智慧刑檢的構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實現檢察與科技深度融合。二是構建新型檢警關系。三是健全輔助辦案工具。四是搭建立體化的考核體系。五是推進智慧刑檢能力建設。

  網絡犯罪相關罪名研究

  關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處處長喻海松認為,要在理念上平衡兼顧信息保護和促進信息自由流動之間的關系,并在實踐中妥善處理涉及私密信息和公開信息的案件。張家港市檢察院檢察長鄧根保認為,目前司法機關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案件,在特殊信息的界定、違法所得的認定、入罪標準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以明確。廣州市越秀區檢察院檢察長邱靈認為,應該通過完善相關立法和健全個人信息使用監督保護機制等舉措,建立打擊危害公民個人信息和數據安全違法犯罪的長效機制。

  關于涉網絡毒品犯罪的司法適用,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廳長元明認為,對于網絡吸毒所在的網絡空間,也可理解為容留他人吸毒罪之“場所”,對相關行為可以容留他人吸毒罪進行定罪處罰。

  關于傳銷式發行虛擬代幣的定性,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郭莉認為,應區分兩種情形:一是假借區塊鏈技術和名義的虛擬代幣,靜態收益部分符合“非吸”的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不特定性,動態收益部分符合傳銷犯罪的構成,存在競合關系,一般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如具備非法占有目的的,構成集資詐騙罪。二是基于真實的區塊鏈技術開發虛擬代幣的,構成非法經營罪。

  關于偽基站電信詐騙犯罪的治理,重慶市檢察院第四分院檢察長高松林認為,一是要完善偽基站電信詐騙的立法規制;二是推進相關司法解釋的適用性評估;三是加強偽基站電信詐騙刑事案件的證據運用;四是健全安全監管和部門協作機制;五是改進打擊偽基站電信詐騙的偵查執法方式。

  針對網絡賭博結算資金流向境外、核心人員藏匿境外、犯罪籌備依賴境外軟件、主要服務器架設境外的現狀,騰訊安全戰略研究部安全法律中心副總監王斌認為,跨境網絡賭博的境內治理,首先應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和偽造證件犯罪的進行專門打擊、源頭治理;其次是通過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犯罪對網絡馬仔獨立規制;最后是以非法經營罪規制非法資金結算行為。關于網絡游戲涉賭風險防范,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艾靜認為,網絡游戲運營者、開發者應當提升法律合規意識,加強風險防范。

  網絡犯罪治理中的平臺責任

  網絡犯罪治理中,互聯網企業對網絡平臺的經營管理負有直接責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延安認為,可考慮將預防犯罪作為行政規制的主要內容,同時要處理好規制與合規的關系,將重點放在網絡平臺的合規建設方面。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王瑩認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對于網絡平臺威懾力極大,目前相關司法解釋還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刑法適用須考慮互聯網經濟生態復雜、犯罪鏈條伸長的現實,而不是“一刀切”地追究平臺責任。對于這三個罪名的適用,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皮勇認為,應堅持獨立適用和符合實質正當兩項原則。懲治“擴張的網絡犯罪”是網絡犯罪生態的全面刑法治理的組成部分,應當合理、正確適用法律,堅持獨立適用原則,同時處理好相關犯罪競合問題。

  網絡信息技術在網絡犯罪治理中的應用

  如何充分利用大數據等網絡信息技術強化網絡犯罪治理,促進司法與技術的深度融合,是當前網絡犯罪治理中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絡犯罪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研究員季美君認為,在互聯網金融犯罪治理中,一是運用MD5算法對電子數據的完整性進行校驗,以此驗證電子證據的真實性;二是運用大數據解構資金鏈和關系鏈,解決犯罪主體方面、主觀故意方面的證據認定;三是運用大數據綜合認定犯罪數額;四是運用區塊鏈提升電子證據的合法性。杭州鐵路運輸檢察院副檢察長王珍認為,區塊鏈技術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審查要點在于對主體資格和一致性進行審查。張建偉指出,我們運用網絡技術懲治、打擊網絡犯罪時,既要讓正義以大家看得見的方式、老百姓感受得到的方式得到彰顯,也要注重對公民隱私權的保障,在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求平衡。

  為了解決檢察辦案存在的取證難、證據審查運用難、法律適用與認定處理難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鑒定人連儒東主張建立網絡犯罪案件智能輔助模型,一是要認真學習吸收刑偵、網安部門以及輔助司法辦案的社會機構提供的現有模型和建設思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思維,先分類、分塊建立模型,然后再相互結合。二是在智能輔助模型的應用上,應加強與偵查機關、法院等相關單位的溝通協作,提升網絡犯罪打擊合力,不斷深化和完善網絡案件智能輔助模型,全面提升網絡犯罪打擊能力和水平。

  網絡犯罪刑事立法

  關于網絡時代的經濟刑法變革,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涂龍科認為,在法益保護方面,應當從傳統的網絡為中心轉向數據為中心,構建“數據中心主義”的網絡刑法法益保護體系。在犯罪客觀方面,有必要對犯罪對象、行為樣態等客觀方面內容進行適度擴張。在主觀認識層面,應對網絡犯罪主觀明知內容作出適當更迭。在共犯理論層面,對共同犯罪的理論應進行適度調適,在網絡空間,意思聯絡單向性行為的共同犯罪肯定論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關于完善我國打擊網絡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立法,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廳二級高級檢察官助理張馳認為,一是更新刑事立法理念。二是轉變打擊網絡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立法視角。三是建議刪除刑法第217條中“以營利為目的”的規定。此外,建議增設“利用信息網絡非法提供規避技術保護措施裝置、技術罪”。

  關于網絡犯罪刑法立法模式,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姜瀛指出,應當借鑒日本修法過程中的“一體化”模式,將與某一具體問題相關的部門法集中在一起分析討論,統一納入立法或修法程序,實現立法或修法協同。

  關于制定網絡犯罪電子證據運用指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品新指出,制定網絡犯罪電子證據運用指引,應遵循從“實務規律”到“法學原理”到“案例指導”再到“制度建設”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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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單位:]   [責任編輯:郜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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